王明与孟庆树的婚恋传奇

王明与孟庆树的婚恋传奇

王明多错传奇。

若非他经各省选拔成为留苏学生，却能气宇轩昂地踏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园。

他一度秉持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然最终却被李立三撤去职务，并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

他原本只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事，却奇迹般地跃升至党中央的核心领导行列。

他曾身为“左”倾路线的典型代表，却骤然转变成为右倾投降主义的象征，仿佛从极端的“左”派瞬间跃入极端的“右”翼。

他原本是享有盛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及主席团委员，却突然沦为整风运动中的重点批判对象，诸多变故接踵而至。

他与孟庆树的恋情历程可谓跌宕起伏，充满了诸多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

博古、王明、周恩来

初恋莫斯科

王明、孟庆树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相识。

1925年11月28日，正值雪花漫天飞舞之际，王明作为特批的留苏学生，与俞秀松、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等六十余位同学，一同抵达莫斯科，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首届学员，开启了他们的留学旅程。在求学期间，副校长米夫对他的才华格外赏识，将他收为学生中的佼佼者，并委以重任，推举他为“学生公社”的主席。

1927年夏日，米夫荣升为校长一职，而王明则受其青睐，留校担任教职，同时担任米夫的秘书及翻译。由此，他得以掌控学校支部局的实际大权，一时间，王明在“中大”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无冕之王”，一时风光无限。

孟庆树，生于1911年12月2日，安徽省寿县田家集孟家围子这一地主世家。她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三期的一名学生。1927年11月，她与刘英（张闻天的夫人）、唐仪贞（陆定一的夫人）等一同前往莫斯科，踏入中山大学深造的行列。

这批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青年学子，当时大多正值豆蔻年华，加之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宽松自由的异域氛围，使得中山大学弥漫着恋爱的气息。年仅十六岁的孟庆树，正处于青春的巅峰，她眉目如画、身姿曼妙、举止优雅、风度翩翩，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多男生关注的焦点。当时23岁的王明对她一见倾心，自那以后，便将追慕的目光锁定在了这位比自己小七岁、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安徽同乡身上。

纵然孟庆树入学之际，王明已声名鹊起，荣膺校内“无冕之王”的称号，但孟庆树对他抱持的仅是敬畏与羡慕之情，并无萌生爱恋的念头。遗憾的是，那位个头不高的小个子王明，其身高并未与其显赫的地位相匹配，未能激起孟庆树的倾心。孟庆树亦未将王明的热烈追求放在心上，反而在王明之前，便已与另一名男士建立了交往。

即便在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之际，王明已显露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意志，他并未因孟庆树已有男友而有所退缩，依然坚持不懈地发起对孟庆树的浪漫追求。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隆重召开。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被任命为“六大”秘书处翻译科的负责人。借此机会，王明挑选了几名中山大学的学生担任工作人员，其中特别点名邀请当时还是团员的孟庆树参与大会工作。此举虽引起了众多党员同学的不满，却赢得了孟庆树个人的好感。

孟庆树目睹王明赢得米夫与共产国际的信赖，其未来似乎无限光明，于是毅然与旧日恋人断绝了关系，转而投入了王明的怀抱。然而，王明那不足一米五的身高并未激起孟庆树的情感波澜。直至1929年初，王明归国之际，尽管他热情地追求，孟庆树却始终未曾给出肯定的回应。回国后的王明，对仍滞留在莫斯科的孟庆树“朝思暮想”，并将他们之间的感情喻为“牛郎织女”式的隔阂。

“牛郎”失恋

1929年3月，王明自莫斯科踏上归途。在归国前夕，米夫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发出电报，向中共中央传达指示，强调必须对王明的工作作出妥善的安排。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依旧恪守原有规定：所有自苏联归国的留学生，鉴于他们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必须首先被安排至基层岗位进行锻炼。随后，根据他们在基层岗位的工作表现，将再行考虑是否调任中央或地方的高级领导岗位。基于这一政策，王明先后被委派至上海中共沪西区委以及中共沪东区委，负责宣传工作的开展。

王明认为，中央对他工作的如此安排，实则是对共产国际所重视的人才的一种冷落，仿佛是明珠投暗，浪费了人才的宝贵。因此，他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心中始终挂念着远在万里之外的“织女”孟庆树。

当那痴情的“牛郎”满怀思念地凝望“织女”时，意想不到的是，“织女”竟跨越银河，翩然而至，与他相聚。1930年，孟庆树从莫斯科归来。归国后，她被委派至上海沪东区委，投身于妇委会的工作。而王明正于沪东区履职，恰巧孟庆树也被分配至该区，这真可谓天赐良缘！“织女”终于如愿以偿，飞临“牛郎”的身边。

王明对这次难得的机遇倍加珍惜，全力以赴地对孟庆树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他频繁邀请孟庆树共赴小馆用餐、漫步街头、观赏电影。然而，这段时间里，因对分配至基层工作的不满以及对情感纠葛的过度沉迷，王明在职责上态度消极，屡次未能完成区委下达的任务，因而常受到上级的责难。这导致孟庆树对王明的感情产生了动摇，开始有意地与他保持距离。王明却毫不放弃，频繁登门造访，这一行为愈发激起了孟庆树的反感。于是，孟庆树果断退掉租住的房屋，搬至朱秀英处同住，刻意避开王明的纠缠，下定决心与他断绝关系。

王明未曾察觉到孟庆树早已迁居他处，于是再次登门拜访，却只见人去楼空。面对孟庆树那空旷的旧居，王明心中涌起无尽的忧伤，在空荡荡的屋内来回徘徊。在漫无目的的步履间，他偶然在地板上发现了几枚孟庆树曾经使用的发卡，于是拾起，细心擦拭，反复把玩，仿佛发现了无价之宝。睹物思人，这几枚发卡给了他莫大的心灵慰藉。最终，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藏起来，作为珍贵的纪念。这一幕，无不透露出王明当时对孟庆树的深情厚意。

孟庆树

配个“妻子”

正当王明沉浸在失恋的阴霾之中，党组织却为他安排了一位“伴侣”。这又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并正式通过了《新的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这一决议的通过，使得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内部占据了主导地位。紧接着的7月9日，中央机关人员政治讨论会如期举行，李立三再次担任主持人，旨在执行6月11日的决议。会上，何孟雄首先对6月11日的决议提出了反对意见。随后，王明登台发言，针对决议中有关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高潮与直接形势、一省与几省政权以及反右倾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甚至当场取出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文件，一一陈列于桌上，以学院派的严谨态度与李立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立三对此感到极度愤怒，遂将王明斥为“右派”，并撤销其在中宣部的秘书职务，给予六个月的党内察看处分，最终将其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任一名普通干事。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的书记一职由李维汉担任，宣传部长则是夏采曦，秘书之位则由李初梨执掌。1930年7月的尾声，王明身着长衫与马褂，头戴瓜皮帽并缀以红顶，莅临上海，前往李初梨的住处报到，并正式履新担任干事一职。李初梨便安排他入住省委机关。鉴于上海男子往往容易引起警察的注意，且租住房屋亦颇为不易，李初梨便为王明物色了一位假扮妻子的同志以作掩护。这位名为易坚的同志，系湖南著名教育家、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的亲侄女。

笔者有幸在1980年11月亲自对易坚同志进行了采访。她回忆道：“1930年7月，我在上海加入了共青团，并被分配至闸北区虹口街道支部。大约在同年8月，李初梨以党组织的名义，调我去执行一项在“省委机关”的关键任务。那是一个夏夜，李初梨带我前往省委机关，并向陈绍禹（即王明）提及单身男子房东拒绝出租房屋。他建议我假扮成陈绍禹的妻子，这一提议让我颇感不悦。当晚，我本打算逃离回虹口，但陈绍禹以保护党的机密为由，坚决阻止我离开。”

易坚与王明所驻的省委机关位于上海闸北的横滨路附近，位于二楼的一间约十几平米的狭小居所内，附带一个阳台。易坚负责守卫机关，肩负着保障机关安全的重任。而王明则频繁外出，对他的所谓“妻子”疏于关怀，很少分享工作与斗争的经历，更鲜少提及个人过往。在这二三个月的“夫妻”生活中，他仅向易坚透露过一次，他的俄文名字为“克劳白夫”。他们二人曾一同观看过一部电影，名为《魂断蓝桥》。

失恋的王明，心中依旧对孟妹念念不忘，对他的“妻子”却显得漠不关心。文静而端庄的易坚，不愿成为他人的替身，亦难以忍受孤独的寂寞，更无法容忍“丈夫”王明的冷漠态度。因此，她多次向王明表达想要离开这个“家”的意愿。在王明最终同意后，易坚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机关，返回了虹口的住所。

易坚怎么也未曾料到，37年后的“文革”风潮中，她竟遭受挂牌游斗的厄运，牌上赫然写着：“王明的情妇。”这简直是莫大的冤屈！易坚，那未曾涉足情场的处女，何其无辜！王明，那未曾沾染尘世的处男，又岂能蒙此不白之冤！

三探促良缘

矮小的王明，心怀壮志。面对孟庆树紧闭的爱情之门，他并未沉沦于失望与沮丧，反而坚定地守候着。就在这时，孟庆树意外被捕，这意外的事件为王明表达深情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孟庆树当时在中共沪东区委的妇委会担任职务。该委书记朱秀英，出身自女工阶层。在朱秀英的指导下，孟庆树负责文件的管理以及前往工厂搜集情报。沪东区纱厂与纺织厂林立，孟庆树常深入至老怡和、恒丰、永安、三新等知名纱厂进行调研与劳动，此举使得她被敌人注意的机会不断增多。不幸的是，1930年7月30日，孟庆树遭到逮捕，并被监禁于上海龙华看守所。

1930年八月，王明得知，挚爱陷入牢狱，内心焦虑不已，满怀牵挂之情，遂挥毫泼墨，创作了《三度七夕》一诗。

天上当然织女好，

星间难怪牛郎痴。

真情岂受银河隔?

有限长空无限思。

十月，一个晴朗的夜空，王明凝视着窗外的繁星，心中不禁想起了牛郎织女的传说，以及与孟庆树的深厚情感，随口吟诵了一首《秋夜观星》：

牛郎织女久钟情，

强隔银河仍比邻。

如此良缘天作合，

工农联合好家庭。

在孟庆树被囚禁之际，王明不惜以身犯险，于10月19日、10月26日、11月2日，连续三次前往龙华看守所，与孟庆树的二叔孟涵之会面。事后，他作诗以追忆那段难忘的时光。

化妆三探龙华监，

亲织背心递我穿，

高话家常低话党，

铁窗加紧两心牵。

孟庆树被捕后，其叔父孟涵之闻讯即刻从故乡赶至上海。凭借与部分国民党官员的旧识，孟涵之展开了一系列积极的活动。他通过联络、疏通关系，乃至宴请送礼，终于使得孟庆树在1930年11月22日得以重获自由。

孟庆树出狱之际，深受王明那份真挚情感的触动，遂答应了他这位身材娇小的求婚。王明之心，可谓至诚，以致金石为之开裂。

孟庆树的监禁经历竟意外地成为了他们爱情故事中的一个转折。1930年11月23日，孟庆树出狱的翌日，两人喜结连理，携手共度患难。为了铭记这个终生难忘的日子，王明挥毫泼墨，创作了一首名为《结永伴》的七言绝句。

出狱两天便结婚，

双心结合胜千军，

三年多少悲欢剧，

银汉女郎不可分。

共度44年，未曾分离。

王明与孟庆树于1930年11月23日喜结连理，直至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故，两人携手走过了44年的风风雨雨。

王明一家在延安

四十四载春秋，王明与孟庆树夫妇情投意合，相敬如宾，共度风雨，彼此关怀备至。王明对这段得来不易的婚姻倍加珍惜，对孟庆树的爱意始终如一，关怀备至。他曾为孟庆树量身创作了55首诗篇，歌颂孟庆树的品质，倾诉他们之间深厚的爱慕之情。

孟庆树不仅亲自为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及《王明诗歌选集》撰写序言，更甚者，他还对王明的错误观点进行辩护，可谓与王明亦步亦趋。在日常生活中，孟庆树对王明的关怀无微不至，体贴入微，细心地照顾着他的起居生活。

“手术刚完跪走难”。

孟庆树不辞辛劳，长期精心照料王明，对病情和治疗方案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他甚至亲自监督用药，并备有急救药品。1956年1月30日，王明随全家乘坐苏联飞机前往莫斯科，飞机升至3000米高空时，王明突发心脏衰弱，急需紧急救治。尽管北京医院的随行医生和护士携带了六包注射器，却遗漏了针头。在千钧一发之际，孟庆树迅速拿出自己准备的针头，迅速为王明注射了强心剂，这才使得病情得以逆转，王明得以平安抵达莫斯科。正是孟庆树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得王明的病情得到改善，寿命得以延长。

王明一家在北京

王明与孟庆树夫妇，皆以孝敬长辈为荣，对孩子更是倾注了满腔的爱意。他们的爱情之花结出了三个孩子，一女两男。长女王芳妮，乳名玉华，于1932年1月18日，正值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际，在莫斯科降生。她自幼在苏联度过，对中文一窍不通，亦未曾踏上祖国的土地。她的俄文名为季米特洛娃·法尼娅·格奥尔基根夫娜。1937年11月，王明与孟庆树夫妇归国投身抗日战争，却未将王芳妮一同带回，而是将她托付给了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作为养女。鉴于季米特洛夫的捷克籍妻子所生独子已在战争中不幸牺牲，膝下空虚无嗣，便将王芳妮视如己出，悉心抚养。

王明与孟庆树对他们的独生女儿充满了无尽的思念。王明在1947年11月，挥毫泼墨，写下了《忆芳儿》一诗，其中诗句“别离十年已久，时世艰辛，音信渐稀。双亲夜夜梦中，多是与女儿相诉，离愁别绪”。据说，王芳妮后来投身于飞行员这一神圣的职业。不幸的是，她于1985年1月27日与世长辞，享年53岁。

王明与孟庆树夫妇育有两子，均诞生于革命圣地延安。长子王凡芝，乳名明明，于1939年降临人间。次子王凡丁，乳名亮亮，则于1945年10月2日迎来自己的诞生。孟庆树对这对孩子疼爱有加，始终将他们留在家中，未让他们踏入小学的校门。明明成年后，便直接进入初中学习，然而学业未久，便随父母远赴苏联。自此，他们俩便长居苏联，并在那里接受教育、投身工作，最终双双加入苏联国籍，如今拥有俄罗斯国籍。王凡芝成年后投身军旅，并与俄罗斯女子喜结连理。王凡丁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后任职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终身未婚。苏联解体后，他毅然辞去了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所职务，自创了中国武术中心。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曾短暂回国，足迹遍布哈尔滨、北京等地。

出身各异，经历不同，性格有别，王明与孟庆树夫妇间自然难免矛盾与分歧的产生。

王明自幼出身于城市贫民之家，家境颇为贫寒，既无房产也无土地。生活之艰辛，甚至迫使他将年幼的妹妹送去做童养媳。在少年时期，王明身为一名贫困的学生，无力承担学费的负担。

孟庆树自幼生长于一个地主之家，家境殷实，拥有房产和田地。其父身为中医，医术高明，家境远胜于王明之家。传闻孟庆树前往苏联深造，自寿县出发便乘坐滑杆，抵达苏联后，更是居于洋房之中，享受着面包等西方美食，未曾经历过一丝困苦。相比之下，王明显得较为土气，而孟庆树则一副十足洋派作风，偏爱西餐，习惯使用刀叉，弃筷而不用。

尽管王明与孟庆树均显得过于脱离实际，其教条主义严重，主观臆断，且自视甚高，自负傲慢，但王明鉴于其长期身居中央领导之位，多少有所节制与自制。相较之下，孟庆树则显得较为放纵，动辄发作，喜欢与人争执，以致与同志们的关系始终难以和谐相处。

王明秘书透露，在延安时期，孟庆树成了大家热议的焦点，她的性格难以相处，几乎无人能与她融洽相处。迁至北京后，王明担任法制委员会主任，孟庆树则担任资料室主任，但她与办公室主任陈甫之的关系紧张，经常发生争执。陈甫之对此记忆犹新，愤怒地表示：“孟庆树与我之间的矛盾有多深？她曾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谁当主任会像你这样！’”此外，王明的继母也对他人抱怨，称与儿媳关系不佳，儿媳对她态度恶劣，讲话时就像教训孩子一般。

王明、孟庆树及家属

孟庆树与旁人时有争执，和王明亦常争执不休。据王明的秘书回忆：“王明与孟庆树之间时常发生争吵，一争执起来便全用俄语对话。孟庆树性情刚烈，有时争执一夜不歇，扰得我们无法安睡。他们争执不休，往往一连数日都不交谈。或许，这一切都源于一些生活的琐事。”身为留学苏联的学子，他们在争执时为了不让秘书和警卫员知晓具体内容，往往选择用俄语争吵，那激烈的言语让人难以听懂。这种在国人中罕见的俄语争吵，堪称王家一景，独具特色。

王明与孟庆树，这一对经历风雨的伴侣，在生活中展现出的和谐远胜于纷争。欢愉时，孟庆树亲昵地将王明昵称为“克劳白夫同志”，而王明亦以“罗莎”称呼孟庆树，这个蕴含着玫瑰花俄文名字的昵称，唤起了他们在苏联那段如春光般明媚的美好岁月的记忆。他们的生活，甜蜜之处远超辛辣。

1974年3月27日，王明于莫斯科逝世，终年七十载。其身后，苏联政府将其安葬于莫斯科近郊的新圣母公墓。王明离世后，孟庆树先生编纂并出版了《王明诗歌选集》，以此作为对其的缅怀。至1983年9月5日，孟庆树先生亦在莫斯科走完人生的旅程，享年六十八岁。他亦被安葬于新圣母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