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回忆1929年红四军内争

今日亲历者江华查阅第一手资料，我们得以窥见红四军七大前后的激烈争论。

江华，诞生于1907年8月1日的湖南江华县，一个瑶族聚居的贫瘠农村，他本名虞上聪。1925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1926年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他投身于井冈山的三次反“围剿”战斗以及长征的伟大征程，曾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要职。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任浙江省委书记、南京军区政委等要职，1975年荣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80年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主持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1999年12月24日，江华在杭州辞世，享年九十三载。

1929年6月22日福建龙岩县城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江华任红四军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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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由来已久

争论自永定县胡雷的前委会议起便已展开，其声浪自上杭县的白砂、连城的新泉一路传扬，直至最终在龙岩的红四军七大上达到高潮。

实际上，自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以来，红军及其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红四军党内及主要领导层内部不时涌现出分歧意见，这些分歧亦在实际行动中有所显现。

红四军七大的争论，实则并非仅限于军委这一机构的设立与否，它更关乎党的军队领导原则、关乎红军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原则对立，各不让步。

军委问题只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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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军委问题起因。

1928年四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共同创建了红四军。在此过程中，朱德被任命为军长，而毛泽东则担任了党代表的职务，同时，军队的组织架构也得以正式确立。红四军军委，毛泽东任军委书记。

1928年5月20日，在湘赣边界，党召开了首次代表大会，并据此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易人。陈毅担任。

1928年6月4日，中央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红四军应由毛泽东、朱德，以及一名工人同志、一名农民同志，再加上前委所在地的党部书记，共计五人共同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一职，全面领导红四军军委及湘赣边界的特委工作。

在前线作战时期，前敌委员会充当了红军游击战的重要组织形式，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其成员均由中央直接指派。该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与调度红军及其游击战区域内的活动，以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地方事务。

1928年6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1928年11月初，经前敌委员会的推举，并经中央的正式批准，宋乔生（出身工人）、毛科文（根植于农民）、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三位同志被任命为前委委员。

1928年11月中旬，红四军六大新军事委员会当选。朱德接任军委书记。陈毅任红四军士兵会秘书长。

红四军无政治部。革命工农民委主任一职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副主任之职由谭震林同志担纲，这一机构实质上可视为政治部的前身。

1929年1月，红四军撤出井冈山。

总结各人职务：

前敌委书记：毛

红四军军委书记：朱德

红四军委秘书长：陈毅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谭震林

毛泽东，工农革运委会主任。

红四军下山，军委取消。

由前委直接指挥

自下山以来，红四军每日奔波于战火之中，形势愈发严峻，频繁召开会议以商讨部队的行动策略。由此，军委与前委的职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重叠。军委会召开之际，前委会亦需同步进行；反之，前委会召开时，军委会亦不能缺席。而参与会议的多为同一批人，大家普遍感到……颇生麻烦。

恶劣的环境中，为简化领导层级，便于迅速作出决策，项山整编当时，前委作出决策，决定暂停军委的办公事务，将权力集中至前委手中。

朱德失去最高权力。

1929年三月，继攻克汀州之后，我军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在此过程中，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被撤销，并正式改建为……红四军政治部自政治部成立伊始，便始终在军委的领导下，作为代表党执行工作的机关。其职责不仅涵盖军队内部的政治工作，还负责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宣传、建立地方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等各项任务，全面由政治部统筹负责。

即所谓：前委指挥，政治部联络呼吁。

刘安恭夺权

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

1929年五月，赣南与闽西的根据地得以拓展，随之而来的是军队与地方工作的增多。鉴于前敌委员会既要负责军队事务，又要兼顾地方工作，深感力不从心。为了更有效地进行领导，前委遂作出临时决定，组建军队的最高党委，并正式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出身四川，早年就读于云南讲武堂，随后赴苏联深造。1929年春季，应党中央之命，他被派至红四军任职。

中央代表刘安恭曾提及苏联的一些阴暗面，其言辞令众人感到极不悦。

刘安恭近期刚从苏联归来，对我国红军的发展历程和斗争态势尚不熟悉。因此，他倾向于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和方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做出了相应的决策：前委专注讨论行动，无关事宜勿论。

刘安恭限制了前委领导权。

这样，毛泽东也失去了最高领导权。

显而易见，这一决策引发了众多同志的不满情绪。自井冈山时期以来便存在的红军建设问题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一些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也时有显现。

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战斗与行军之余，积极采取各类举措，投入了大量心力，并多次组织召开会议。前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故事回归开头。

胡雷前委会议

白砂前委会上，毛辞去职务。

1929年五月末，胡雷前委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就党的工作职责范围以及支部的具体工作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就意见达成一致。

1929年6月8日，白砂前委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持续深入地探讨了诸多争议性问题。在此次白砂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讨论，与会者以压倒性多数（共有41人出席，其中36票表示支持，5票持反对意见）一致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然而，争论的核心问题依旧悬而未决，这些分歧在党内逐渐加深，甚至在红军战士与军官之间蔓延开来。

问题不会自行解决。

鉴于红四军内部在若干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毛泽东深感前委的工作处境艰难。于是，他在白砂会议上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详尽地指出了红四军党内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意见4条：

一、当前，存在着前委与军委的分权问题，导致前委难以放手开展工作。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因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二、分歧在军委与前委。

三、我们坚决抵制“党管一切”的倾向（党权过于集中，过度集中于前委手中），反对将所有事务都归属于支部处理（认为支部仅仅是教育党员的机构），并坚决主张不应限制党员的个人自由，呼吁给予党员一定的自由度（甚至对于一支枪的使用也要征询党的意见）。

这三个核心组织原则遭遇了根本性的动摇，由此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争议：个人自由主义与组织纪律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

四、缺乏对决议案的真正遵从意愿，在讨论过程中未能进行实质性的争论，决议通过后却又持反对态度，并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指导原则上的问题已根本显现，导致组织工作无法有效开展。

最后，毛泽东指出，他无法承受这看似生死未卜的职责重担，遂恳切要求立即更换书记职务，以便他得以从前委离职。

林彪信，失眠者

1929年6月8日的夜晚，林彪火速将一封紧急信件送达毛泽东手中，信中明确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离开前委的反对立场，并恳切希望毛泽东能够坚定决心，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

江华将林彪的信呈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浏览片刻后，便对江华说道：“置于此处即可，无他事需办理，你且去休息吧。”

江华那晚彻夜未眠。

翌日清晨，江华听闻，毛泽东亦是一夜未得安眠。

刘安恭到处拱火

在前委会议中，决议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设置，因此刘安恭担任的军委书记职务随之被免除。然而，关于是否应在前委之下继续设立军委这一机构，军内及核心领导层中依旧存在分歧和不同看法。

刘安恭四处游说，力主设立军委，并倡导权力分配之策。

刘安恭说红四军党内分成派别，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红四军主要领导之间的关系，以及攻击毛泽东的言论。

刘安恭此番偏颇之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导致军中官兵思想陷入混乱，加剧了党内领导层在认识上的分歧，更使得争论局势愈发复杂。

内部搞事者破坏力强。

三打龙岩

毛泽东被排除在红四军军事会议之外。

1929年6月中旬，国民党地方军阀陈国辉所部自广东潮汕、梅州一带撤回，重返龙岩城。红四军前委随即做出部署。新泉移住到小池三打龙岩，全歼陈国辉部。

在宁静的小池之地，竟上演了一场不寻常的事件：当红四军着手筹划针对龙岩的三次战役战略部署时，竟然未邀请毛泽东同志参与会议，仅是通知了其他成员。谭震林参加，谭震林传达。

在这场激战中，毛泽东、谭震林、江华等领导同志，以及前敌委员会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一同与由闽西地方游击队改编而来的新部队并肩作战。红四军支队张鼎丞部行动。

如此关键的军事会议，以及规模庞大的行动计划，若未邀请毛泽东同志出席，其征兆不言而喻。

3

红四军七大

经过短暂的驻防龙岩，部队在龙岩进行了为期超过二十天的整训。趁着这难得的稳定期，前委决定趁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红四军七大于龙岩城内一所中学成功举办，江华同志担当了会议秘书事务的重任。会议旨在全面回顾过往斗争历程，梳理经验教训，凝聚思想共识，针对红军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进行深入探讨，旨在全面提升红军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确保红军能够更有效地肩负起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使命。

七大会议持续了一日，成功通过了各项决议案，并选举产生了新的常委会。然而，自七大召开之前便引发广泛争议的核心议题，依旧悬而未决。

而且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被大家给选丢了！

争论的主要问题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亲笔撰写的一封信中，详细罗列了涉及14项争议性的议题。

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

二、军事与政治观点

三、小团体主义 vs. 反对小团体主义

四、流寇观与反流寇观

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矛盾

六、地方武装问题；

七、城市政策与红军纪律

八、对时局的估量；

九、湘南之失败；

十、科学规范问题

十一、四军技术问题

十二、形式主义与实用主义

十三、分权与集权

十四、腐败思想。

军委要不要？

毛泽东强调，近期出现的两种对立观点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关于军委问题的争议；争论的核心在于当前时代是否仍需设立军委的议题。

军委存废争议焦点。

建议设立军委。认为：

四军需设军委。

· 成立军委是完善党的组织体系。

· 指责前任委员会管理过泛，权力过于集中，大包大揽了下属党部的工作，取代了群众组织的作用。

· 在攻势之前，委员会领导展现出了家长制的管理风格，呈现了书记独断专行的局面。

成立军委可改变现状。

反对军委设立。认为：

· 当前，红四军仅是一个由4000余人组成的规模较小的部队，且身处游击战频繁、行军作战环境不稳定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军队指挥必须做到集中与敏捷。直接由前委进行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战斗的进行，无需在军委与纵委之间增设一层军委。

· 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事，这些事，实际上，它们并非不可或缺。

· 将设立军委视为形式主义并无益处，若实际操作不当，即便表面功夫做得再完美，又能起到什么实质作用呢？

· 这些所谓“前委管得太多”等论调，实则不过是在为组建军委寻找借口，借以旧有的理由对前委这一旧有指导机构进行指责。

· 实际上，这体现了一种分权主义思想，然而这种思想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原则并不相契合。

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对于在前敌委员会基础上额外设立军委的建议，与会代表一致予以否定。他们明确指出，此举无疑造成了机关的冗余，因此没有必要再增设军委。

七大决议指出：

党未取代群众组织，非事实。

· 前委对下级党部工作的处理，存在过于武断之嫌，与事实不符。

·所谓前委领导显现家长制倾向、书记专政现象，实乃无稽之谈，纯属偏见。

党军关系

尽管关于军委的争议已告一段落，然而，在这场争论背后所涉及的党和军队关系问题，仍尚未彻底厘清。

党与军队之间的关联问题，主要源于红军建立尚不久远，其主体成员多源自旧式军队，且是在历经挫折的环境中艰难生存下来的。这些成员将旧军队的陈旧思想、固有习惯及传统制度一并带入到了红军的行列之中。

“他们”的想法

他们长期适应着旧式军队的管理模式，对于党与军队的领导体制持不支持态度。

他们崇尚军官的权威，偏爱由上级决定一切，普遍认为当前党的干预过多，党代表所掌握的权力过大。

他们认为，党不应包揽所有事务，党应当有所节制，其干预的领域亦应有所限定；党支部的职责仅限于对党员进行教育。

他们提出，对外事务由司令部负责，而内部管理则交由政治部。政治部对军队的职能仅限于指导，而不应涉足领导之列。

他们提出观点，认为军队职责在于作战，而建立与巩固根据地则应归属于地方党组织负责。

他们提出，应通过招募士兵、吸纳叛军的方式，来扩充红军的实力。

他们热衷于流动游击战，穿梭于各州府县，攻取大城市。却忽视了地方武装的培育，对群众工作不够积极，也无意投身于建立根据地和人民政权所必需的艰苦努力。

他们忽略了宣传的深远意义，竟撤销了宣传活动，讥讽宣传兵为闲散之人，认为他们阻碍了行军的步伐。

他们坚决抵制自上而下的军队内部民主体制，力主推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原则。无论事情大小，皆应先行交由下级进行充分讨论，最终由上级作出决策。

他们对党内严明的纪律感到束缚，觉得失去了自由。面对军纪被破坏的问题，他们倾向于反对严厉处理，而主张采取宽容态度。在他们看来，只要战争取得胜利，军纪和城市政策的些许破坏，实属小事，无关宏旨。

一言以蔽之，他们所体现的，是纯粹军事化的观念、流寇式的思维、过度的民主化倾向，以及军阀主义遗留的影响，这些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体现。

红军是什么？

红军，作为一支肩负革命政治使命的武装力量，致力于履行其神圣的职责。

革命的政治使命核心在于，深化土地革命进程，推行武装割据策略，构筑农村革命基地与政权体系。

毛泽东提倡，于军队内部推行民主主义原则，弘扬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精神。他力主废除旧有打骂士兵、枪决逃兵的恶劣行径，确立官兵平等、待遇一致的新规，赋予士兵集会讨论、表达意见的权利，并让士兵参与管理伙食，确保经济透明公开。此外，毛泽东在连级及以上层级，着手构建和完善相应的民主管理制度。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从事政治与群众工作。

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前委书记选举中落选。

最终，鉴于红四军七大未能达成共识，毛泽东在大会上就坚持并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克服红军内部逐渐蔓延的单纯军事主义、过度的民主化倾向和流寇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他正确而坚定的主张。未获多数代表认可。

在七大即将完成改选的前夕，毛泽东同志虽成功当选为前委委员，却遗憾未能继续担任前委书记的职务。陈毅担任新书记。

江华回忆道，当时毛泽东批评人的态度颇为严厉。对于那些营团级干部的不足与过错，他常常直言不讳，当众予以指责和斥责，使得受批评者倍感尴尬，难以自处，因此，同志们对毛泽东的评价颇多微词。

4

离委赴上杭蛟洋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贺子珍、江华等英勇人士自龙岩启程，一同奔赴位于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境内的蛟洋。

与诸多传闻相异，谭震林在告别了原任职单位后，我径直前往白砂，接任了四纵队的职务，并未前往蛟洋。

此前，在部队于新泉进行整编之际，曾拟定谭震林担任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则被指派为一纵队政治部主任，然而，彼时二人尚未正式就职。第四纵队乃由闽西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所组建而成。

临别龙岩城之际，江华被委以闽西特委秘书长的重任，因而随同毛泽东一行踏上了前往蛟洋的征程。

当那支队伍从龙岩踏上了征程，闽西特委慷慨地每人赠送了30元现金，然而，他们的坐骑却不期然地被暂扣。正如江华所言：那时我们颇感尴尬。

1929年盛夏的7月，陈毅在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夕，特地前往蛟洋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交谈过程中，两人意见相左，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共识。

在周恩来和李立三的主持下，党中央首先深入探讨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其附件，其中包括了毛泽东于1929年6月14日所写的信件（详情见前文），随后聆听了陈毅的详细汇报。

党中央发出指示信给红四军。九月来信高度赞扬了红四军自成立以来两年间的英勇斗争及其对中国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以及党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成功解决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争议的核心问题。

1929年11月，陈毅遵照中央指示，亲自邀请毛回红四军蛟洋复职，主持前委工作。

1929年12月，历史悠久的上杭古田见证了一场重要会议的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此次会议中，传达并深入讨论了中央九月的重要来信，全面总结了经验与教训，与会者一致通过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一系列重要决议。此外，对前委进行了改选，并最终选举毛泽东同志担任前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