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情事和林伯渠妻之死

江青“风流韵事”与

林妻自杀之谜

作者：王芳

前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其人生可谓传奇。他曾肩负毛主席的“大警卫员”重任；洞悉江青那不为人知的阴暗史实；更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查工作。

昔日，受职业素养所驱，王芳对过往岁月秘而不宣。今时今日，为了留存宝贵的历史资料，她回望往昔，倾情口述了《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即节选自该作。

1954年三月下旬，江青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历不明的匿名信。

这封匿名信源自上海，经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之手转递至江青手中。

接获匿名信件后，江青怒不可遏，她的神色间透露出几分紧张与忐忑。

翌日，江青与我长谈了一上午，她强调自己青年时代便是一位充满进步精神与坚强意志的革命者。她坚称，有人对她进行诽谤，实属别有用心，背后必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

我瞥了一眼，便心生厌倦，遂将信件递了过去。

江青严肃道：

“难道不该由你来审视此事吗？这封匿名信显然是一封反革命信件，公安厅长同志，请您明察秋毫，务必将此案侦破。有人在背后捏造谎言来中伤我，他们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酒，而是暗中指向了国家领导人。”

匿名信详细记录了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于上海的一段风流韵事以及其被捕后变节的历史，其内容详实而具体。写信人显然对江青过往的这段历史了如指掌。

鉴于写信人对江青30年代的经历以及党内高层状况的熟悉，她断定此人必定是党内的高级干部，抑或是文化领域的知名人士，亦或是他们尊贵的夫人。

彼时，我深知写信人揭露她的过往，挖掘她的痛处，实乃对她如今身为国家第一夫人后所展现出的傲慢态度深感不满，故而对她发出警告与批评，期望她能认清形势，收敛骄纵之态。

当演员时的江青

江青展示匿名信后，忽问：

“你熟悉扬帆吗？”

我对她的问询未察觉，便随意回应。

“在解放战争之前，我曾是八路军的一员，而他则是新四军的战士。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成为了上海的公安局局长，我们的交往日渐频繁，关系也愈发紧密。”

听闻我如此言及，江青脸上露出不悦之色，语气中带着几分阴郁与平和，她缓缓说道：

“你知道吗，他以前的名字叫殷杨，而非扬帆。他曾在国民党的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任职。”

江青并未继续言辞，现场气氛略显凝滞。她或许在揣摩我是否知晓，扬帆曾搜集她在上海的资料，并致信延安党中央一事。

三十年代，遵照党的指引，扬帆以记者的身份公开露面，投身于上海“左联”所发起的文化救亡运动中。

因此，他对于江青昔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自首变节的历史，以及她生活中的种种风流韵事、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均了如指掌。

当时的我军新四军政治委员项英同志，闻悉毛主席将与江青喜结连理，秉持着对党忠诚、负责的初心，便着手搜集整理了关于江青在上海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材料。他以个人名义，通过加密电报向延安的党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

报告直言写道：

“此人不宜娶主席。”

本报告遵循常规行文规范，特此注明资料来源——系由曾参与上海文化救亡运动、现担任军部秘书的扬帆同志所提供。

遗憾的是，该报告不幸落入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一职的康生手中。

精于投机之道的康生，为了其政治图谋，将此份报告转交给了同样任职于社会部的江青手中。毛主席自然无从得见这份报告。

江青为泄心头之恨，在康生的亲自授意下，接连两次将扬帆投入监牢。

1943年10月，正值延安整风运动尾声之际。所幸，负责审查扬帆同志所谓历史问题的，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面对康生的压力，潘汉年同志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扬帆同志被囚禁的十个月得以结束，最终重获自由。

1955年的元旦佳节，扬帆再度陷入囹圄，被冠以“反革命”与“特务”的罪名，遭受长期监禁，身心俱受残酷折磨。

在此期间，潘汉年背负了庇护扬帆的指控，沦为“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于1955年3月被逮捕并关押。直至二十多年后，“四人帮”覆灭，潘汉年与扬帆方才获得昭雪。

然而，此刻潘汉年已在劳改农场离世，扬帆亦早已被逼至疯癫之地，甚至在他被接回家中的妻子儿女面前，也已变得面目全非，无法相认。

谈完扬帆后，江青再问：

“你认识覃晓晴吗？”

覃晓晴，现任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曾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的一员。正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将她从上海调至浙江，投身于这片热土的工作之中。

我的思绪再次从对往昔扬帆岁月的回忆中抽离，转而聚焦于眼前。我开口说道：

覃晓晴在省妇联供职，我对她有所了解，但并不算十分熟悉。听闻她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女干部。

当时我仅知晓，扬帆曾在新四军军部任职期间，负责整理过与江青在上海时期相关的历史档案。至于覃晓晴与江青之间是否尚存其他未为人知的秘密，我则一无所知。

我后来得知，1934年江青在上海遭到拘捕之际，覃与江青同被关押于同一监室之中。

覃晓晴回溯起自己的被捕之因，实乃江青先一步被擒，并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的名字。然而，江青后来矢口否认，她声称在特务前来逮捕时，自己已经搬迁至他处，因此覃晓晴实际上并未被俘。

覃晓晴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春季，我在上海通过我前夫高原（亦名夏纬）的引介，得以结识李鹤（注：此乃江青当时的另一个名字）。

昔日，我与李鹤同属上海“无名剧社”的一员。我唤她为阿姐，她则亲切地叫我小净。

那是一个秋意渐浓的日子，高原急匆匆地赶回家，神情凝重地告诉我：“李鹤被拘捕了。”我们于是迅速作出决定，搬家以避嫌。

1934年的冬日，我与高原在福履里路的居所遭到逮捕。大约两周之后，我们被法租界的巡捕房“引渡”至伪上海市公安局的看守所。

特务屡次命我上楼接受审讯。此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悲伤，终日以泪洗面，哀声连连。

“黑大个”特务问：

“何必忧心呢？你不是小净吗？有人正挂念着你哦，你姐姐是李鹤吧，她跟我们提起过你。”

他们不禁说道：“瞧那些人，即便承受了极刑般的折磨，最终却仍落得个身陷龙华监狱的下场。

李鹤与他们不同，她仅在此逗留数日，便重获了自由。

她性格开朗，充满活力，京剧唱腔颇具韵味，曾为我们现场演绎了几段精彩唱段，离别之际，她还不忘赠予我们一张珍贵的剧照。”

言毕，那名特务向我出示了一张二三寸大小的照片，图中李鹤身着戏装，仿若扮演《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角色。

1935年春，在我即将重获自由之际，我向特务部门供述了关于我熟知的“无名剧社”成员的信息，其中包括了李鹤的名字。

经调查，江青被羁押于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审讯工作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的赵耀珊负责，此人亦以“黑大汉”和“黑大个”著称，地点设在公安局特务股的楼层之上。此外，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的编审组长先大启亦参与了此次审讯过程。

迟至后来，我才领悟到，江青之所以得知我熟知扬帆与覃晓晴后显得不悦，神色显得颇为局促。

我对江青的性情颇为熟悉。她心怀狭隘，性格多疑。她不可能未考虑到，鉴于我与扬帆、覃晓晴的交情，她或许会怀疑我对她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往有所了解。

面对她提及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特务赵耀珊，我顿时提高警惕，随即缄口不言。

我深知，赵曾是当年负责审讯江青的特务。江青心中恐怕仍然担忧他尚在人世。

我仅言，赵耀珊在南京镇压反革命行动中遭枪决。她往日郁郁寡欢的面容，此刻终现出一抹笑容。

江青返抵北京后，即刻将匿名信事件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她强调，此案性质恶劣，属于严重的反革命行为，要求公安机关迅速组织力量展开侦查。

主席指出，此案并非反革命性质，或许是你工作态度不够谦逊，触怒了某些人，因而引发了他们对你的不满与非议。

恰逢七届三中全会针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解决工作告一段落之际。江青坚决要将匿名信事件与彼时的政治斗争态势紧密联系起来。她坚信，此事件并非孤立个案，亦非同志间单纯的私人不满或泄愤行为，而是一场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政治事件。

随后的会议中，主席并未再提出反对之声，这也就意味着他默许了。

凭借主席的崇高权威，这起匿名信案（被编号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随即得到了提升。

鉴于匿名信封上显著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指示公安部门将侦查工作的重心转移至上海的党政机关与文艺领域。

不久，华东局在上海开会。

本次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担任主持人，第二书记陈毅同志亦莅临现场，我本人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亦参与了会议。会议决定，将这起匿名信事件升级为重大案件进行深入侦查。

在会议中决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将全面负责“18号案件”，而上海地区的责任则由黄赤波承担，至于浙江省的部分，则由我亲自负责。

在会议中，我们对案件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并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了那些曾在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艺领域的相关人员。

侦破工作在极度的保密状态下展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负责案件的侦破事宜，并定期，每隔数日，亲自听取工作汇报。

当时，专案组陆续搜集了超过800份的笔迹样本，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笔迹鉴定分析。

他们将那些笔迹与匿名信相仿、对江青持有不满情绪者，纳入侦查视线，予以严密监控。相关案卷堆积如山，竟多达五六包之众。

这些侦查目标中，涵盖了江青昔日房东家中的一名女佣，秦桂贞女士，她对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有着深入了解；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女士，曾公开表达过对江青的不满，亦被纳入了嫌疑名单。

时间久，案子未决。

当时，受到侦查时间最长，疑虑最多的，乃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配偶曾菲。

这场纷争的导火索，源于她的丈夫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赖少其曾提交了一项提案，呼吁组织对贺子珍的日常生活给予适当的关照。

江青对贺子珍怀有极深的忌恨。公安部门在调查赖少其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颇为亲密，并对贺子珍的困境表示出深切的同情。此外，她对毛泽东于1952年在上海未能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相见一事，亦有所微词。

赖少其恰在华东文委任职。

专案组人员向柯庆施进行了汇报，柯庆施据此认为曾菲具备作案的条件及相应的思想基础。

公安部门随即调取了曾菲的笔迹样本。经细致鉴定，发现其笔迹与匿名信上的字迹竟极为相似！此发现使得曾菲成为了侦查的重点对象，并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尽管对曾菲进行了多次秘密的调查，却始终未能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

在这期间，江青屡次催促，显然她对案件迟迟未能破获感到相当不满。

50年代，林伯渠与朱明在苏。

直至1961年，在一次偶然的揭秘中，真相大白，揭露了那位匿名向江青写信的幕后之人，竟然是林伯渠的夫人朱明。

林伯渠先生离世后，朱明同志致信中央，就林先生身后遗留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汇报。经仔细核对，两封信件的笔迹竟完全相同。

朱明自认写信者，随即自杀。

即便朱明已自尽离世，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乱的岁月里，那伙所谓的“四人帮”依旧将他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自“四人帮”覆灭以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案展开了新一轮的审查，并据此形成了最终判定。

朱明在给江青的信中明确指出，“信中的内容并无任何错误。当初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实属误判，纯粹是一起冤案。因此，理应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