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政治部主任改为师长，提拔副军长却不知情，还以为别人搞错了！

1948年9月下旬，黑山、大虎山一线秋风猎猎，3师官兵正在猫耳洞里擦拭步枪。突然传来口令：“刘政委今晚到阵地前沿。”谁都没想到，这位向来主抓思想工作的政委，三天后就要换成一顶师长帽子。

辽沈战役开打前，1纵纵队部讨论兵力部署。彭景文调离，3师师长空缺。会上，刘贤权主动请缨，“哪个最熟部队，就该谁扛这面旗。”贺晋年没多犹豫，一锤定音。同样的会议室，几个参谋小声嘀咕：“政委当师长，这可是头一回。”

时间往前拨回到1930年。江西瑞金，14岁的刘贤权跟着红12军老兵进队列。个子不高，火气很足，谁也拦不住。打第二次反“围剿”时，他还是通讯班班长，整天背着电话机穿梭弹雨。战后评功，团里把他提成青年干事。从那以后，他的履历几乎都带着“政治”二字——连指导员、卫生队队长兼指导员、师卫生部政委，一路升到师民运队队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前线缺人手。1940年春，鲁西军区让他改任第一分区司令。有人私下担心，这位“政工科”能不能摆好王八阵打硬仗？很快就有结果。黄河以北，一支百人炮楼被他分割包围，俘虏全部缴枪。冀鲁边、渤海湾，刘贤权的名字开始跟“灵活”两个字挂钩。

1945年，日本投降。渤海军区把第一、第三分区合编为独立旅，王兆相任旅长，刘贤权出任副旅长。部队刚过滦河就栽进了承德保卫战，兵力吃紧，旅首长分头奔东北，他留下断后。几个月后赶到松花江，看见招牌已换成合江军区牡丹江军分区，他顺势当了司令员。剿匪十余个团，边打边收编，场面乱得像赶集，却硬是捋顺了。

1947年秋，合江剿匪结束。总部决定把刘贤权调回主力，任1纵3师政委。此时的3师大半是关外新兵，骨干来自原东北军，营以上干部多是“黄埔系”。军队思想作风参差不齐，他跑遍连排，在火塘边、炕头上泡茶拉话。人心拢住了，接着补课战术。几个月下来，3师演习成绩从垫底窜到前列。

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那会儿，他经常随梁必业下连队，每到黄昏就跟战士们唠两句。豪爽的他时常拍拍桌子：“会打仗，就不用天天挨批！”这句大白话让他在兵心里分量陡增。然而打仗的瘾头却愈发难耐。得知3师缺师长，刘贤权决定调头再下火线。贺晋年与方强合议后，同意他的申请。于是在整个东野，出现了唯一一位由纵队政治部主任直接转任师长的例子。

锦州攻坚期间，3师和10纵并肩扼守侧翼。黑山阻击战那一夜，炮火连天。刘贤权猫在前沿指挥所，见旗语兵手冻得发抖，自己拿起信号灯，“我来”。敌突击营刚冲上来，三路围攻，却被夹击打成乱麻。敌第九师师长事后承认，“没想到前面是一群不要命的兵。”这一战，3师伤亡不轻，却守住了侧翼，保证了主攻群的正面推进。

1949年1月，天寒地冻的天津外围。3师沿铁路向北突入，拔掉五个碉堡群，透出一条血路。战后，东野总部电令：刘贤权晋升第38军副军长，兼3师师长。然而，这封电报在辗转途中“断档”了。那时他正随陈赓兵团南下广西。一到昆明集结，陈赓见面便打招呼：“刘副军长辛苦了。”刘贤权愣住：“陈司令，可别开玩笑，我还是个师长。”陈赓笑笑：“不信回去翻电报。”说话间只占十几秒，却成为战友之间最轻松的一幕。

归建后，他在38军干了不满一年，便被调往中央任职，随后又转入47军，准备赴朝。1951年初雪夜，边境公路暗灯通明，副军长刘贤权翻身上马，第一仗就是著名的“马良山阻击”。地势险峻，气温零下二十多度，志愿军断粮断炊，他依旧坚持“兵力要集中，火力要节省”。阵地守住了，后勤卡车终于冒险通过，把大米和罐头送上山头。随军记者写下：“老政委打起仗来一点不省。”

停战后，他先后到海南军区、38军、沈阳军区任要职。1963年，调兰州军区副司令，后又奉调中央军委办事组，负责铁道兵。那几年，全国基础建设突飞猛进，铁道兵频频上高原、穿戈壁。他常说：“抓建设也得讲战斗力，路修得通，部队才能跑得快。”一句话点到根子上，铁道兵在战备演习里表现十分抢眼。

从瑞金小战士到铁道兵司令，刘贤权身上有个鲜明标签：干哪行都想摸清门道，摸清后就扑上去。政工也好，军事也好，他总能在交叉点找到平衡。有人问他转行秘诀，他笑道：“信得过的兵，跟得上指挥；指挥员只要肯拼命学习，兵自然信得过。”言语朴实，却是几十年摸爬滚打的总结。

他那次以为陈赓喊错了“副军长”，看似玩笑，却折射出早期解放军任命传递的艰难。前线信息断线，干部提拔往往后知后觉，好在战士们只认一件事——跟着打胜仗。刘贤权恰恰符合这条最硬的标准，于是政工出身的他，才能不带任何包袱冲到第一线。

1955年授衔，他被评少将。勋表上，政工与军事战功各占半壁江山，这在同期将领中并不多见。档案里留了一段批语：“此人指挥有胆，政工有谋，可兼可专。”寥寥数语，道尽一个政工干部改行师长、再上副军长的曲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