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台湾的岁月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莅临台湾。紧接着，自12月13日起，“《中央日报》”（国民党的党报）“随着政府迁址台北，诸位是否有悲伤之情与坚定的意志，携手共进，誓要光复中原？若无，我们将愧对王导，更有负于共度患难的骨肉同胞。若有，那么我们必须痛下决心，从头开始，振兴革命事业。”

陶希圣疾呼国民党党员摒弃陈旧的思想和作风，否则“昔日的挫折若不予以改正，未来仍旧难免重蹈覆辙”。在激励党员坚定意志的同时，他号召党员进行自我革新，全力投身改革，“让我们将革命事业重新铺展。”

所谓“从头做起革命事业”，实则意指对国民党在思想与组织层面进行根本性的革新；力推土地改革，践行民生主义中“耕者有其田”的理念，促进农工业的发展；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结束训政时期，步入宪政时代，即推进地方自治与民主选举的实施。蒋介石亲自掌舵党的改造大业，将土地与经济建设之重任托付予他深信不疑的台湾省主席陈诚。

革命实践院：改造国民党思想

面对大陆时期党员信仰出现动摇的状况，1949年10月16日，国民党于台北阳明山附近创设了革命实践研究院，旨在将其打造为党员思想改造的重要阵地。该研究院期望党员能够从思想根源和行为习惯上，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与全面性的革新。蒋介石亲临讲台授课，亲自编纂教材，逐一接见每位学员并细致审阅他们的自传。

蒋介石在台湾

青年党员孙运璇，当时身兼台湾电力公司总工程师之职，于1950年春季被选中参加革命实践研究院举办的党政军干部联合战术研究班培训。孙运璇回忆道，蒋介石总统常亲临一线，亲自授课、亲自编写教材、亲自批改学员作业，并常与学员们亲切交流，甚至偶尔会坐在教室后排聆听其他教官的授课。在台电公司服务了20年的孙运璇，此后曾先后担任台湾“交通部长”、“经济部长”，并于1978年晋升为台湾“行政院长”。

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课程强调对三民主义的再认识，尤其是对民生主义的实践。每一个学员要从革心做起，摆脱自私自利、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蒋介石经常对学员讲话，勉励他们洗雪失掉大陆的耻辱，誓把生命奉献于实践三民主义与光复大陆的“革命大任”。

自1949年革命实践研究院成立以来，数以万计的国民党党员曾在此接受培训。在党员们竞选党内或当局高层职务之前，无一例外地需先经过这里的培训。革命实践研究院遂成为国民党内最为关键的党员与干部培养基地。

党的改造

思想革新乃是对国民党进行根本变革的初始阶段，紧随其后的是对其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的全面调整。

在探讨“党的改造”议题之前，不妨先审视一下当时国民党的实际状况。

自国民党成立以来，便深受派系纷争之苦。党内派系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派系，如著名的西山会议派便是其中一例。（此乃国民党内部一右翼派别，林森、居正、邹鲁等人均为其代表性人物。），改组派在国民政府南京时期，反对蒋介石的派系长期与蒋介石意见不合，其中核心成员包括陈公博与顾孟余，他们尊奉汪精卫为精神导师。，政学系（该集团结构相对松散，主要由民意代表与行政官员组成，他们均对蒋介石表示支持。其中，杨永泰、熊式辉、黄郛、张群、吴铁城等人均是该集团的代表人物。），CC系（此乃由陈果夫、陈立夫领衔的“二陈”派系，长期以来牢牢把控着国民党的组织与教育机构，旗下成员众多，堪称国民党内部最为庞大且最具影响力的派系。，三青团（该组织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基石，成员多系黄埔军校的杰出毕业生，陈诚先生为其核心领袖。）。然而，另一类则是由地方势力主导，这些势力通常以军阀的形式出现，例如桂系势力。（李宗仁、白崇禧）、冯系（冯玉祥）、阎系（阎锡山）等。

到台湾后，派系斗争的恶习仍未停止。其实，丢了大陆，地方实力派失去了枪杆子，成了光杆司令，政治上已经发挥不了作用。但是政治派系，尤其是CC系和政学系的冲突仍然层出不穷，团派因陈诚的关系，也涉入权力的竞争。

1949年底台湾面临的内外情势极为严峻。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大多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已出现各种背弃国民党的动作。美国杜鲁门政府早已在1949年8月5日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把中国大陆的失败责任全部推给国民党，同时停止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英国也停止和国民党当局的来往，更在1950年1月承认了新中国政权。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岌岌可危，随时会有覆亡的危险。

局势紧迫，党政高层领导间的对立与派系纷争仍旧持续，甚至影响波及到了蒋介石本人。

蒋介石深感派系纷争之累。他深知，若要国民党在台湾重振旗鼓，务必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党的变革之始，首当其冲便是终结党内派系之争。

想要改革这个老旧腐化、派系势力盘根错节的国民党，谈何容易？蒋介石苦思良方，甚至一度想彻底抛弃国民党，重新建立一个新政党。他也想过干脆把国民党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党”，以别于老旧的国民党。

不止蒋介石一人曾萌生更换国民党名称的念头。当时，党内几位颇具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亦提出了更名建议，旨在让国民党得以脱胎换骨，焕发新生。其中，蒋经国与萧自诚便是鲜明的例证。（《中央日报》副社长）、陶希圣（《中央日报》总主笔）曾有人提出“三民主义党”、“三民主义革命党”以及“中国民主劳动党”等设想，然而，这些提议均因涉及面过广、反对声音强烈而最终不了了之。

CC系不合作，处处制肘。

1950年三月，蒋介石着手推进改革步伐，遂有更换“行政院长”之举。其意欲以陈诚取阎锡山而代之。陈诚，蒋介石的信赖之将，自追随蒋介石参与东征北伐、对共作战以及抗日战争以来，屡建奇功，深受蒋介石的信赖与重用。蒋介石曾言：“中正一日不可或缺，辞修便不可有。”在他看来，陈诚以其果断坚毅，堪称担纲改革重任的“行政院院长”之理想人选。他表示：“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以陈君严厉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夙具坚定信心，任为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

陈诚

事态并非如表面那般简单。对于“行政院长”的提名，必须经过“立法院”的批准。蒋介石虽积极与党派内的“立法委员”展开沟通，却遭遇了不小的阻力。尤其是“立法院”内最大的派系——CC系，他们对于陈诚的提名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CC系的成员多次公开发声，直言“陈诚不宜”，他们认为陈诚的军人出身给人留下了不佳的印象；部分成员更是明确指出，陈诚性格固执，难以胜任“行政院长”一职。就连蒋介石所信赖的张群、雷震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而省主席吴国桢更是直接提交了辞呈，以表达其不满情绪。

蒋介石更感出乎意料的是，“中央组织部长”谷正鼎非但未站在蒋介石一边，反而提议先行以假投票的方式对党籍“立委”心中的心仪人选进行试探。鉴于CC系“立委”人数众多，陈诚显然难以脱颖而出，这无疑是对现状的直接唱反调。

中山堂同哭

面对这些尖锐的反对声音，蒋介石怒不可遏，斥责这些拥有党籍的“立委”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不仅失去了大陆，来到台湾后却毫无悔意，反而依旧如同在南京时那般跋扈嚣张。他在日记中愤然写道：“怒火中烧，难以言表……半日来心中郁结，难以排解，实在痛心疾首。立法委员们至今仍无觉悟，依旧如同往年在南京那般无法无天，这才导致了今日亡国的悲剧，他们真是死不悔改！”

接连不断的挫折让蒋介石在大陆败退之后，心中积压的羞耻与愤怒于1950年3月6日终得以迸发。

那日，国民党照例在中山堂举办总理纪念会。谁料，蒋介石一登台便语出惊人，直言道：“中华民国已亡！”此言一出，在场的党政干部皆是一惊，会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空气仿佛凝固。蒋介石自指其身，沉痛地说：“我，乃一亡国之奴。”他，这位亡国之奴，有话要向“亡国之主”诉说。他坦言，大陆的败退，源于他领导的无能，内心充满了羞愧与懊悔，无颜见人。如今，众人齐聚台湾，实乃在生死边缘挣扎求生，一旦退步，便无他途，而他亦无颜远走海外。然而，即便身处如此境地，同志之间仍为个人得失争执不休，相互攻讦，这让他痛心疾首。言至此处，蒋介石泪水夺眶而出，话语哽咽，几度中断。

蒋介石素以严谨自律、恪守个人尊严著称。自失去大陆政权以来，尽管内心充满悲愤与自责，他在公众面前依旧保持着克制与镇定。这是他首次放下领袖的尊荣，将长久以来隐忍与压抑的羞愧与愤怒尽数倾泻而出。蒋介石的言辞与泪水，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千余名党政干部。许多人随之泪流满面，最后呜咽之声此起彼伏，“全场无不泪如雨下”。

在这场“中山堂同哭”事件中，反对者的立场逐渐缓和，关于“阁揆”人选的争议也迎来了转机。吴国桢撤销了辞职决定，而CC系领袖陈立夫也公开表态，支持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当晚，紧急召开“中央常会”，共有388人出席，其中306人投票支持。因此，陈诚的提名案以压倒性多数顺利获得通过。

1950年3月15日，陈诚成功履任“行政院长”一职，自此展开铁腕政策，大力推行各项改革。

派系不合，纷争多。

不过，问题并没有解决，当局内部的争执仍然不断。“行政院”和省政府就常有冲突，这是因为“中央政府”迁到台北，管辖范围和台湾省政府绝大部分是重叠的，其中分际很难一刀切清楚。如果省主席肯退一步容让，也还罢了，偏偏当时的省主席吴国桢相当强势，他和陈诚经常为了省政府与“中央”究竟谁该掌握财政资源，争论不休。吴国桢动不动就威胁要辞职，而陈诚个性也强，不肯退让。这样的争执经常发生，蒋介石十分不满，抱怨：“辞修与国桢意见冲突……行政院与省政府不能合作，政经皆难有重大进步。”陈诚、吴国桢都有个人的实力和背景，蒋介石只得尽量协调和安抚。

吴国桢

此外，"立法院"与"行政院"之间的矛盾亦颇为尖锐，这主要源于国民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的"立法委员"们，他们常常对"行政院"的举措进行抵制。1950年春季，"行政院"向"立法院"提交了一项紧急法案，旨在赋予"行政院"在应对紧急危机时更大的裁量权。然而，CC系的"立法委员"们集体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不应随意扩大"行政院"的权力范围，同时"立法院"亦不应放弃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最终，该法案以164票赞成对124票反对未能通过，陈诚的团派与陈立夫的CC系由此陷入了你死我活的局面。

不久，为了“立法院院长”人选，CC系又跟蒋介石杠上了。原因是1949年底“国民政府”迁台时，“立法院长”童冠贤提出辞呈，未随“政府”到台湾，一直滞留在香港，“院长”一职就由“副院长”刘健群暂代。到了1950年5月，蒋介石认为，“院长”悬虚，不能再拖下去，他想由刘健群担任“院长”，陈诚也乐见刘健群扶正。照理来说，刘健群获任命，顺理成章，而且他属于团派，与陈诚关系良好，由他任“立法院长”，有助于“行政”、“立法”两院的沟通合作，是个理想的安排。可是陈立夫及CC“立委”却不支持，他们的理由是：“立法院”内情势复杂，不急于补选“院长”。

CC系“立委”不合作，而且所持的理由太牵强，蒋介石很生气。在一次党内谈话中，他气愤地表示，如果大家还是这样争权争利闹下去，他就“从此了结，不再与闻党事，大家等候共匪受俘，一一待斩可也”！

尽管言语间曾言辞激烈，然而，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派系纷争，此类抵制与冲突仍将接连不断，频现于世。蒋中正毅然决意对国民党进行全方位的革新，其首要任务便是消除派系之间的羁绊，特别是CC派的影响。

终结派系，重塑国民党

蒋介石对党的改造早已成竹在胸，国民党内部亦曾就此议题多次商讨。然而，关于改革的具体方法和力度，各方意见依旧分歧。蒋介石所提出的改造方案，乃是一剂破釜沉舟的猛药，其核心举措便是暂停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实质上是对当时国民党运作中枢机构的权力进行冻结，并由一个全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取而代之。至于新改造委员会的人选，则全由总裁亲自选定。（蒋介石）遴选。

党内众人对这一颠覆性的观念难以认同。在“总统府”、“行政院”以及国民党三位秘书长王世杰、黄少谷、郑彦棻的积极奔走与沟通下，力图推动改造案得以顺利通过，但反对意见依旧声势浩大。7月21日晚，蒋介石紧急召集国民党全体中央常务委员进行谈话，鉴于次日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气氛显得尤为紧张。（22日）即将召开中常会的临时会议，旨在就改造案进行深入讨论，这将是正式会议前的最后一次沟通机会。在会议中，CC系常委王秉钧、李宗黄等人士明确表示反对暂停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并对总裁的相关决策提出了质疑。（蒋介石）对中央改造委员会成员选拔的合理性存疑。人们担忧此举可能导致党员产生“离心离德”的倾向。

聆听他们的言辞，蒋介石怒火中烧。他警告道，党的改革绝不能拖延，否则他无法继续以总裁的身份领导这个政党。他情绪激动地表示，若同志们不再信任他，不愿让他继续担任领导，大可自行组建新的政党。

蒋介石勃然大怒，中常委们无奈之下只得起立表态支持，从而使得改造委员会的原则得以顺利通过。

国中改委会

中央改造委员会不仅肩负着规划与实施党的改造政策的重任，更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取而代之成为两大权力核心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继承者。（中常委）与中央执委会（中执委）成为党核心。

蒋介石此次下定决心，意欲破釜沉舟般地革新党务。他立志要彻底摒弃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派系纷争与组织涣散之弊，从根本上重塑该党，最终铸就一个全新的政治实体。

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所有准备工作均着重于新组织的构建、新纲领的制定、新号召的发布以及新任务的规划，同时亦包括对新成员吸纳计划的部署，以及政纲、政策与理论等相关文告的拟定。”

8月5日，16位中央改造委员面容肃穆，庄严地站在蒋介石和在场众人的面前，举起右手郑重宣誓：“遵从总裁的领导，竭尽心智，忠诚奉献，以完成改造任务。”他们誓言，若违背誓言，甘愿接受党纪的严正惩处。蒋介石随后发表训词，激励中央改造委员坚定决心，全面“改造党政、改造国家”，并提出要从“零”开始，重新出发。

在1950年8月至1952年10月这段为期两年的岁月里，改造委员会共计举办了420场规模不一的会议，其频率几乎达到了每周三至四次。委员们毫无保留地审视了大陆时期所犯的错误，并深入探讨了党及当局在台湾未来的发展路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们最终确立了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与策略。其中，将国民党重新定位为“革命民主政党”，通过实行民主中央集权制来强化党的组织结构和纪律性；同时，积极吸纳农工、青年、妇女、知识分子及企业家加入党组织，以此拓宽党的社会根基；此外，建立党内的“小组”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单元，以增强党员间的紧密联系。

至关紧要的是，改造委员会明确规定，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确立为国民党的思想指导纲领，并郑重承诺将台湾打造成为“三民主义”的典范省份。尽管“三民主义”向来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但在大陆时期并未得到切实贯彻。此次，国民党下定决心，将民主、民权、民生确立为治理台湾的基石，全力以赴将其付诸实践。

遵循中央改造委员会所确立的指导原则，国民党在各地积极设立地方党部，并积极渗透至各类职业团体之中。党部与基层小组成员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相互编织成一张紧密的关系网络。该网络遍布城镇与乡村，国民党的势力亦随之深入扩散。

规定自1951年1月4日起至23日止，为期20天内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对逾期未完成登记的党员，将一律予以党籍撤销。众多曾在大陆时期享有盛名的显赫人物，因未完成重新登记手续，导致其党籍被剥夺，这其中便包括了蒋介石的姻亲孔祥熙与宋子文。

1952年，国民党举行了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这一盛会见证了党改造工作的圆满完成，标志着国民党在本质上实现了蜕变。回顾1949年，当国民党撤离大陆，迁徙至台湾之际，党员总数不过5万人。然而，仅仅三年后的1952年10月17日，随着国民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隆重召开，党员人数已激增至28万余人。在党员构成上，农工阶层占据了49.31%的比例，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则占据了29.77%，而2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比例高达35.29%。尤为关键的是，超过半数的党员均为台湾籍同胞。步入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民党的人数激增至近百万之众。台湾总人口的10%。

蒋介石对改造委员会的工作甚为满意。他自认党的改造比任何军事政治上的改革都要困难，单单把500多位中央委员减少为48人，清除派系以及党内的不良分子，就是“本党六十年组党以来所未有之成就”。他指出：“那些历来依赖党组织以求生存的腐朽堕落分子，无论是军阀如桂系，党阀如CC，还是财阀如宋、孔及孙科等人，都已尽数被清除。”能够实现如此重大的改革，得益于他破釜沉舟的决心：“若非摒弃个人恩怨，秉持革命无畏的精神，绝不可能达到如此境地。”

改造运动催生了新的领导阶层，这些领导人均具备深厚的学术造诣，且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他们立誓洗去失去大陆的耻辱，全面革除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期间的积弊，坚定地将“三民主义”确立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经济与政治长远目标。更有甚者，蒋介石借此进一步稳固了权力与声望，党内再无人能对他构成挑战。

此外，依托于国民党的改革，蒋介石吸纳了一群年轻且干练的技术官僚。他们普遍拥有卓越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当年大陆的老一辈党员相比，他们少了些世故与私心，更具创新精神，勇于担当。这批技术官僚中，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璇等人物日后在台湾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国民党的在台湾的复兴，随之焕发出全新的气象。

陈诚启动铁腕改革。

蒋介石力促国民党进行革新之际，陈诚领衔的台湾省政府亦同步开启了重建台湾社会与经济体系的宏伟项目。

陈诚1950年1月正式担任台湾省主席，他1949年5月颁布《戒严法》，目的是管制人员进出台湾，防止台湾受到大陆崩溃、大批人员涌入的影响。这个行政命令遭到各方激烈的反对，台湾民众认为出入台湾管制手续繁杂，徒然扰民，完全没有必要。国会更是强烈不满，立法委员指责这个做法违反宪法赋予人民迁徙自由的规定。台籍立法委员连谋、邱汉平带头联署，要在南京立法院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终止。但陈诚坚持：“国家已到最严重关头，只剩台湾这一条救生艇了！”台湾不能再发生任何问题，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才能保障台湾的安全。

推行币制改革以救经济。国民党在大陆战败，金圆券急遽贬值，与之挂钩的台币亦遭受重创，引发了台湾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物价犹如脱缰的野马，迅猛攀升。1949年上半年，每月的平均物价上涨率竟高达52.6%，台湾经济险些陷入崩溃边缘。

1949年6月15日，在时任台湾省财政厅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的严家淦先生的协助下，陈诚先生颁布了《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该方案将大陆运抵的黄金、白银及美元作为储备金，并据此发行新台币，同时宣布停止流通旧台币。根据《方案》规定，旧台币四万元可兑换为一元新台币，且兑换期限截至1949年12月31日。此举旨在切断旧台币与大陆金圆券的联系，并借助新的货币体系重塑台湾民众的信心。币制改革进展顺利，迅速遏制了通货膨胀的蔓延，为台湾金融市场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地方自治

最为关键的是政治领域的变革。依照蒋介石的规划，除对党内进行改革、推进土地改革以及经济建设外，更需致力于构建一项新颖、政策明确且效能显著的政治体制。在1950年的新春佳节之际，他挥毫泼墨，感慨万千：“过往的一切，仿佛昨日已逝；而从今往后，一切皆如重生。在党务、军事、政治以及政策制定、组织教育、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上，均需进行一场彻底的革新，重拾崭新之篇章。”在当年的“大事表”中，他郑重地记下了“地方自治”四个字，立志在台湾推行民选县市长制度，并将其定为当年首要处理的事项。

地方自治？真的还是假的？台湾从日本殖民地回归中华民国，不过5年，台湾人民从没有担任行政主管的历练，更没有直接选举的经验，怎能实施直接选举？更何况，国民党迁台仅仅几个月，政经社会都还不稳定，1950年初的台湾内外交困，物价飞涨，社会动荡不安，海峡对岸的解放军随时可能解放台湾。百废待兴，怎么说，地方自治都不是当务之急。台湾有什么条件来做？蒋介石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决心实行地方自治？

蒋介石自然有他的考虑。他认为，实施地方自治，一方面可以“使大家在政治上获得真正的民主，获得真正的平等”；另一方面，通过推动地方自治，可以安抚台湾人民，稳定局面。还有一层，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政治民主”号召人民，给国民党极大的压力，无奈兵荒马乱之中，蒋介石有理说不清。所以，到了台湾，他一定要力行民主政治，而且要做得比共产党更好。所以，蒋介石立志要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来跟共产党竞争。他的日记透露了这个心思：“以政治经济的成果为反攻大陆恢复民国之基本武器，来与共俄斗争，以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既然“退此一步别无死所”，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于是蒋介石痛下决心实行地方自治！

果然，省政府及党内立刻有人反对，蒋介石身边的人也表示疑虑。他们质疑：国民党在台湾还没有站稳，这个时候实行地方自治，未免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也有人担心，社会尚未完全稳定，选举恐怕会给地方带来骚扰，造成地方派系恩怨。更多党政干部担心，自由选举对国民党不利，因为大多数公职将由人口较多的本省人取代，外省人的地位必受影响。还有人怀疑台湾人过去从未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当选者可能不能胜任行政领导的工作。

陈诚与行政法学者阮毅成对这些顾虑表示关切。亦身为国民大会代表，在大陆时期，曾长期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一职，历时整整十年。曾有过一番谈话。陈诚最担心的是，这个时候推行地方自治，是否不切实际，又恐怕徒然引发地方恩怨。阮毅成表示：“非常时期最能完成正常工作。”他以自己抗战时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实行县政改革的亲身经历，说明“非常时期，人们对政府的信赖加强，政府的信誉提高，新政反而容易推行，政令也容易贯彻”。至于地方恩怨，他特别提醒陈诚，选举如要成功，最重要的是必须“大公无私，选贤与能”。如能做到这点，就不会造成不满和地方恩怨。陈诚听了他的分析，表示：。“这更加坚定了我在台湾推行地方自治的信念与决心。”

自1949年7月起，蒋介石便命陈诚着手组建“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以预先探讨实施自治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自同年8月至12月，短短四个月内，研究会共召开了三十余次会晤，其中不乏连续三天的密集讨论，从日出到夜幕低垂，长达十数个小时，与会者却毫无倦意，反而都显得精神焕发，深知肩负的重任远大。

1950年4月，《台湾省地方自治法规》正式颁布，台湾省政府随即发布了16项相关法规，其中包括《台湾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各县市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以及《台湾省各县市长选举事务所组织规程》等。自此，台湾开始逐步推进以下各项任务：调整行政区划、规范自治财政管理、加强自治教育体系、制定自治法规以及培养自治人才。

一切准备就绪，1950年7月2日起正式展开选举程序。首先，进行县市议会议员的重选，继之是县市长选举，随后是省议员及地方基层代表的选举，最终则是省长的选举。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为顺应地方自治的原则并扩充地方财政实力，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于1950年9月特地作出决议，将烟酒及林业的管理与税收权下放至地方政府。此举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稳定的税收来源，进而具备制定预算、推动地方事务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