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我所结识的王洪文

接触王洪文

摘要我所遇见的王洪文，一边对他人批判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等级思想，却一边公然地追求着类似的欲望。

毛泽东与徐景贤

在此，不妨先述及我所结识的王洪文。我与王洪文的相识，始于上海文革动乱期间，确切的日子是1966年12月18日。初识王洪文时，便觉得他身上有着一名复员军人的气质。他偏爱身着军装，而当时正值寒冬，他身上那件洗得略显发白的棉质绿军装，搭配一顶翻卷的海虎绒帽子，胸前还佩戴着一枚毛泽东像章。

他操着一口地道的东北普通话，而上海话则说得不够流利，偶尔能够蹦出几句，但通常都以东北普通话为主，且带有浓厚的鼻音。他自称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当地人，出生于1935年，比我整整年轻了两岁。他的童年颇为艰辛，家中既要耕种土地，又要饲养猪群，而东北的猪是需要放养的，需要人去驱赶，还要照顾马匹。他的小学教育并未完成，文化水平并不算高。

自幼时起，他在吉林四处漂泊。他回忆道，在解放前的那些年，曾在东北目睹过所谓的“老毛子”——那是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有一次，他们来到一个饺子摊前，因无器皿盛放，便将帽子摘下，请求摊主将饺子倒入其中。我们只能在一旁默默注视。1951年4月，十六岁的王洪文踏上了东北的参军之路。他常言，我与你们，尤其是与您老徐，并非同路人。

那日，他沉醉于酒色，紧握着我的手，语气中带着几分醉意与真诚：“老徐啊，我心中明镜似的，你对我颇有微词。我乃放猪牧牛之辈，而你，却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他这番酒后之言，道出了他长久以来的心结，总觉得自己与我不在同一阶层，难以共鸣。

王洪文在参军后，于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担任通讯员一职，因此他与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尤太忠颇为了解，尤太忠见到他时常唤作“小王”。随二十七军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起初担任警卫员，后转任通讯员。此人心怀壮志，他曾自豪地提及，在担任通讯员期间，每逢前线送信，即便炮火轰鸣，步履维艰，他亦会巧妙地利用两名阵亡战友的遗体作为垫子，稍作休憩，再继续前行。

他在抗美援朝中英勇作战，确实有几分资历，然而在战场上的表现并未得到晋升的机会。回国后，部队组建了军乐队，他主动申请加入，并得到了批准。我曾好奇地问他具体担任什么角色，他笑着回答，是吹黑管的。尽管我查阅了王洪文的所有传记，却并未发现有关他吹黑管的记录。我好奇地问他吹奏技巧，他坦言自己对乐谱并不精通，只是随意吹奏。他对音乐的兴趣似乎并不浓厚，他说自己也不懂得乐谱，只是随意地吹奏；当时解放军戴船帽，他常常随意地将帽子抛来抛去，一副懒散的模样。

于军乐队中，他享受着副排级的荣誉，随后便从吹奏黑管的岗位上退出了军队。在部队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鉴于前景并不广阔，他选择复员至国棉十七厂，成为一名保全工人。他向我透露，当时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们为“小加油”，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职责是在每一台纺车上进行加油维护。

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他说：“啊哟，无聊，过礼拜天，我经常到市里来玩。”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厂的时候买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窝夹两瓶，右面胳肢窝夹两瓶、手里再拿两瓶，拿好六瓶啤酒后，从外滩搭六路有轨电车，一面乘车，—面喝啤酒，电车‘哐当、哐当’开到杨树浦，六瓶啤酒统统喝光。”他后来的酗酒与这种习惯有关系。

昔日，一名青年工人在厂中居住，每逢周末，便显得颇为无聊。王洪文在厂中的薪资水平始终偏低，直至调至保卫科工作后才有所提升，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月收入也仅有六十八元。他花钱颇为大手大脚，既无积蓄，也无房产，因此在寻找伴侣时面临重重困难。

在1950年代末，王洪文结识了崔根娣。崔根娣当时在上棉十七厂的托儿所担任保育员，虽然身为临时工，但她的家庭背景却优于王洪文。自幼便被一对退休工人夫妇收养，这户人家在定海路桥拥有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平房。王洪文对崔根娣的境遇颇感满意，于是勇敢地追求她，并最终与她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他们育有一女两子。

自文革爆发以来，王洪文即在厂内张贴了四清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就此跻身上海最早的一批造反派。在与他的交往中，我发现他虽口诛笔伐地批判他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等级观念，却自身亦沉溺于其中。起初，他身着旧棉军装，但随着夺权之势的到来，他开始追求奢华，频繁更换崭新的军装，每一身都是他从部队索要而来。此外，他还向部队索要牛皮皮鞋与大衣，尤其是那些带有盖袋象征干部身份的长大衣，他总是将其搭在肩上。

起初，他居住在康平路的公寓内。康平路大院共有三栋四层高的公寓楼，每层楼设有两套住房，一套用作办公室，另一套则用于居住。其中一套为两室两厅的布局，昔日曾作为市委常委的住所。

入住公寓之后，王洪文目光所及，前方竟是一排典雅的二层花园洋房。每一座洋房皆配备私属庭院，内植果树，颇具匠心。往昔，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显赫人物曾在此安家，而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亦相继迁入。王洪文由此心生感慨，自己的地位似乎有了显著的提升，于是他也得以入住前方的精致小洋房。

迁入小洋楼之后，他的心却并未满足，一套住宅不足以慰藉，于是又购置了两套。晋升为中央副主席之后，尽管在上海的房产所占比重不多，他仍觉得住所不够显赫，于是又搬迁至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这座洋房装潢考究，坐落在康平路大院的一隅，荣昌路设有独立出入口。二楼设有一间隐蔽的房间，看似一面穿衣镜，实则拉开便是秘密通道，通道尽头设有几间隐蔽的房间。这一切无不昭示着，随着地位的提升，他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愈发强烈。

1975年，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康平路院落中的豪华洋房，返回上海，并搬入了位于东湖路七号的住宅，该处位于东湖路与淮海路交汇处的转角，院落宽敞，设有游泳池和网球场。入住不久，他即委托市委招待处提交了一份报告，旨在将东湖电影院纳入他的私人观影区域。当时，我认为这一请求过于奢侈，因为在毛主席倡导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他却似乎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特权。我以东湖电影院历史悠久、解放前就已存在为由，向马天水提出了质疑，认为将其划入个人使用是否合适。正是由于我的建议，此事最终被搁置。

王洪文对汽车情有独钟，在上海的私家车库里停放着六辆各具特色的座驾，此外还有专门用于保卫的车辆。其中一辆是豪华的三排座大红旗高级轿车，车内配备了恒温系统，驾驶座与后座之间设有隔离玻璃，既可隔音又能调节升降。另一辆是德国制造的奔驰车，是他日常出行的首选。当深入基层时，他则驾驶一辆上海牌桥车以示亲切。此外，他还拥有一辆伏特加品牌的车以及一辆北京吉普，后者在递送信件、搬运物品以及狩猎时派上用场。更为特别的是，他还定制了一辆防弹轿车，其玻璃厚度达数英寸，车身采用防爆钢板，重量惊人。这辆车曾在靶场接受过机枪、步枪的射击以及手榴弹的轰炸，均未穿透。当他前往北京时，会将这辆防弹车锁在车库内，从北京返回上海后再次启用。

于上海，王洪文亦嗜酒。彼时地方管理颇为严苛，即便是入住宾馆，饮酒亦需自费。面对此况，他常前往部队，特意与军长、师长、副司令共饮，今日访此官，明日访彼官，频至醉态。

自林彪事件过后，王洪文受命担任上海警备区政委，赴杭州处理相关案件，愈发显得傲慢自大，周身笼罩在各式宴请的漩涡之中。他沉溺于酒色，嗜酒如命，行为愈发放纵。我与王秀珍曾前往杭州探望他，只见他每日四餐，早餐与夜宵亦不离茅台，有时醉得昏昏沉沉，言语不清，舌头更是大得夸张。待他酒醒，便热衷于外出狩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随行杭州，协助整理项目资料，历时两月。目睹王洪文如此行径，心中不禁愤懑，遂在私下里创作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

下马且饮洗尘酒。

高宾良朋欢腾座，

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

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

上车莫忘鸡和狗。

抵达北京之后，鉴于薪资未有所提升，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在马天水的同意下，每季度都会送给王洪文数百元，这在当时已属相当可观。在京城，王洪文亦需应酬酒宴，我曾目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送他几箱白沙酒，这等于是白得的。然而，在京城饮酒亦需自掏腰包，于是他想出了个办法，前往人民大会堂购买国宴剩余的酒水。国宴结束后，剩余的干净茅台酒会被集中收集，重新装瓶后内部分发，每瓶仅售一两元，价格十分低廉。王洪文不止一次地购买这种酒，数量颇多，此举被人知晓后，却引起了众人的轻视。王海容和唐闻生对他颇有微词：“没门。他若想来我们这里占便宜，那是绝不可能的。”

1972年，王洪文被调至中央任职，起初并未赋予其核心领导职务。相反，周恩来总理负责对他的培养与考察。

王洪文曾返抵上海，旨在开展调查研究，并为党的十大召开做相应准备。踏入市委康平路的办公场所，他即刻迫切地寻求与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的会面。

王洪文回忆道，在京城期间，毛主席曾指示他研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鉴于此篇古文深奥难懂，王洪文深感阅读之艰，遂请朱永嘉为其解读。

毛泽东对《后汉书》《三国志》读过许多遍，称得上滚瓜烂熟。他曾说过，西汉高、文、景、武、昭各帝，较有兴味；东汉只有光武帝可读。毛泽东还曾先后叮嘱他的秘书等人，要读《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程昱传》《贾许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和《董卓传》，独独没有提要读《刘盆子传》。这次，是毛泽东单独向王洪文作出的读书指示。

朱永嘉将此事告知于我，我立即察觉：毛泽东历来推崇“古为今用”的读书之道，而他指定王洪文研读《刘盆子传》，无疑含有深远的寓意。为了探寻这其中的奥妙，我立刻要求朱永嘉火速寻觅《后汉书》以便研读。

刘盆子是谁？

《刘盆子传》记载：“刘盆子，泰山式县之人，乃城阳景王刘章的后裔。”式县，地处泰山之麓，邻近泰安城。景王刘章，乃汉高祖刘邦之孙，而盆子作为刘章的后嗣，身上流淌着皇室的血脉，堪称为刘氏宗族的一员。然而，彼时他的社会地位颇为低微，仅是一名牧牛童，世人称之为“牧牛童子”。

在王莽末年，赤眉军发起农民起义，琅琊的樊崇在莒地举兵西进，直指长安。有智者向起义军首领樊崇献策：“将军如今拥有百万雄师，西征帝都，却尚无称号……不如拥立刘氏宗室，秉持正义，展开讨伐，借此名义号令四方，何人敢不服从？”樊崇采纳此策，决定选取一位刘氏宗室担任皇帝，以便出师有名，震慑天下。

昔日，赤眉军中汇聚了景王刘章的70余位后人，刘盆子、刘茂、刘孝三人血缘最为接近皇室。面对选立新帝的难题，赤眉军领袖樊崇等决策者思索良久，听闻古时天子出征者被誉为“上将军”，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取三片小木，其中一片刻有“上将军”三字，作为选帝的凭证，与另外两片空白木片一同置于方形竹筒中，通过“摸彩”仪式决定皇帝人选。

在深思熟虑后，赤眉起义军于陕西华县郑北之地，搭建起一座巍峨的高台，并在此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樊崇邀请军队中的高级将领齐聚一堂，于台阶之下集结，命刘盆子等三人立于台中央，依序进入竹器中抽取“符箓”。年龄最小的“牧牛童子”刘盆子，在最后一位抽取时，竟意外抽中了一块上书“上将军”字样的木制凭证。因而，刘盆子得以侥幸登上帝位，众将领纷纷向他行礼，称其为君。彼时年仅十五岁的他，登基后仍旧保持着平日的习性，常与一众放牛儿嬉戏度日。

王洪文的生平轨迹在若干层面上与刘盆子颇多相似。自幼，他便放牧牛群、饲养猪崽，在东北吉林广袤的田野间辛勤劳作。早在1968年国庆佳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接见了他，王洪文亦向伟人汇报了自己那段宝贵的农村经历。毛泽东亦曾多次向他人提及王洪文，称他曾是农夫、士兵、工人，此后又步入干部行列。

毛泽东特意从《后汉书》中挑出了放牛娃刘盆子的传记，让他阅读，无非是提醒他，按照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不行的，只是依仗着刘氏宗室这一条，“摸彩”摸得了一个皇帝的宝座；你王洪文资历很浅。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少长进，结果也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务正业，整天和一帮“牧儿”嬉戏，最后将以失败而告终。

昔时，毛泽东对王洪文寄予厚望，然内心亦存疑虑：回顾我党历史，曾有工人出身者跻身高层领导，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王洪文能否担此重任？是否会步向忠发后尘？毛泽东对此颇感忧虑，特意让王洪文阅读《刘盆子传》，其意显然是传达出这种关切与不安。

王洪文邀请朱永嘉次日携带《后汉书》至康平路大院，以便详尽阐述《刘盆子传》的精髓。朱永嘉在接到通知后，于写作组办公室重新细读了此文。阅读完毕，他情绪激昂，猛拍案桌，向坐在身旁的市委写作组几位领导核心直言：“其意甚明，毛主席指示王洪文切勿沦为刘盆子！”

仅进行古文的翻译工作，不发表任何个人评论。除了将《刘盆子传》以白话文形式详尽解读之外，其他方面则保持沉默。

翌日，朱永嘉于王洪文的办公室内，一字一句地解读《刘盆子传》。王洪文聚精会神地聆听，随后又亲自捧起《后汉书》潜心研读良久。待至全文讲解完毕，阅读告一段落，王洪文陷入沉思，久久不言。

王洪文，一位聪慧伶俐之人，政治触觉极为敏锐。仅仅聆听了一遍《刘盆子传》的白话文翻译，他便洞悉了毛泽东让其阅读此文之深意。然而，他亦是一位城府颇深的人物。在朱永嘉面前，他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完成《后汉书·刘盆子传》的阅读后，他并未表达自己的感想，而是巧妙地将话题转向其他，使得这场读书活动就此落幕。

王洪文终究沦为了“刘盆子”的化身。